社科院孫萍、多倫多大學陳玉潔:巨型平臺內卷化會讓謀生者身處囚籠

謝江珊
2020-09-15 01:26:02
為什么會對外賣員的生存狀態感興趣?算法的背后,是不是巨型商業平臺的內卷化?這些平臺內卷化的主要表現是什么?內卷化該如何突破?帶著這些問題,時代周報記者專訪了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孫萍、多倫多大學傳播文化技術中心和信息學院助理教授陳玉潔。

時代周報記者  謝江珊  發自上海

9月8日,《人物》雜志發表的《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一文引發輿論熱議。同時也將長期研究外賣騎手職業困境的學者孫萍,卷入輿論風暴的中心。

孫萍是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她和多倫多大學陳玉潔、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張書琬、香港理工大學陳慧玲等老師,在2018年組成研究團隊,開始研究外賣騎手的數字勞動問題。

原本在孫萍看來稀松平常的田野調查,突然有一天爆紅網絡?!斑@篇文章出來后,我在各種微信群里被@和點名,電話被很多人打?!睂O萍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專訪時坦言,自己與團隊的第一反應是“很蒙”,“其實最初我們不太理解為什么這篇文章會這么火?!?/p>

咨詢了幾個朋友,她得到的答案是:戳中了他們的淚點以及社會的痛點。孫萍意識到,將學術語言轉化成社會語言,其實具有很強的渲染性和感染力。

為什么會對外賣員的生存狀態感興趣?算法的背后,是不是巨型商業平臺的內卷化?這些平臺內卷化的主要表現是什么?內卷化該如何突破?帶著這些問題,時代周報記者專訪了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孫萍、多倫多大學傳播文化技術中心和信息學院助理教授陳玉潔。

算法抗爭不等于結構性改變

時代周報:當時做這項調查的初衷是什么?為什么會對外賣員的生存狀態感興趣? 

孫萍:我從2017年開始關注外賣員,我們的團隊在2018年左右成立。對外賣員感興趣,是因為跟我們的研究方向—互聯網經濟有關。同時也與社會大背景相契合,中國近10年信息化和數字化發展非???。陳老師之前做網約車研究,我之前做程序員996調查,對象都是數字勞動和數字工人。

時代周報:調查過程中,有什么具體直接觸動你的事情嗎?

孫萍:調查過程中,我們接觸的是一個個立體豐富、三維空間里的人。尤其是當你想到,算法其實是一個一刀切的、精細化的、冰冷的工具時,確實會覺得需要多元的聲音。 

以外賣員為例,一個女外賣員在三天之內被偷了兩輛電動車,報警的時候痛哭流涕。她的第2輛車在北京東四環被偷,我到現在還記得她的名字。她說我一輛電動車兩三千塊錢,要幾個月才能掙回來。還有外賣員跟我講,他租的房子特別破,冬天沒有暖氣,門窗漏風,也鎖不上。半夜醒來發現床前站了一個人,嚇了一跳。小偷進屋偷東西,卻發現屋里根本沒有什么可偷的。

陳玉潔:這些服務人員的勞動和生存狀況非常艱辛。我的調查從打車平臺開始,切入點是傳統出租車司機。很多司機反映,打車平臺利用了他們,自己遭到了背叛。因為打車平臺最早是從出租車司機開始,后來平臺經濟逐漸興起,才將業務拓展到私家車。

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是,除了受算法一刀切的管束之外,司機們有較強的主觀能動性。為了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他們會利用手上能夠利用的、僅有的一些資源和方法,抗衡平臺管理和算法控制。比方說,早年司機之間的刷單現象普遍,或者接單后取消訂單,與乘客改為線下交易。除了謀生,還有一部分動因是報復平臺的規則不公平。我把這些日常的抵抗行為稱為“算法抗爭”。在外賣員群體當中,也出現了形式不同的算法抗爭。

這些平臺勞動者沒有技術背景,不是算法的設計人員,但長期的實踐已經讓他們知道算法的運作方式。但這和他們真的有能力去帶動結構性的改變,是兩碼事。結構性的改變需要多方的力量,但至少能證明他們不是處于完全被動的狀態。

平臺迅速內卷化

時代周報:算法的背后,是不是巨型商業平臺的內卷化?

陳玉潔:內卷化,英文叫做involution。首先,它和所謂的惡性競爭勾連,但不能簡單類比。內卷化最初被用在學術語境,描述一個更宏觀的環境,和進化(evolution)相對而言。進化是在宏觀層面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而內卷化幾乎沒有進步或者處于停滯狀態。在很多層面上,內卷化確實描述了目前平臺經濟或者更廣義上的數字經濟中,從業人員的狀態。

這些人可能有短暫的黃金時期。外賣小哥月薪過萬元、網約車司機月薪過2萬元……但問題在于,他們不代表所有的人。

2016年和2017年,外賣平臺剛剛興起,對勞動力的需求很大,當時外賣員擁有相對完整的勞動社會保障,即使不是五險一金,大部分保障都是齊全的。隨著競爭變得越來越激烈,外賣平臺主要的掙錢渠道就是降低外賣員的勞動力成本,這些保障后來都沒有了。而受到傷害和發展狀態停滯的不僅僅是外賣員,還包括參與的小商販。到了今天,從業人員的生活狀況并沒有變好,無論是外賣員、快遞員還是快車司機,很多人的生活都處于比較掙扎的狀態。

內卷化還有一個最關鍵的點,就是幾乎在復制社會當中已經存在的不平等。本身社會資源豐富的組織或者個人,才可能從平臺中得利。而真正依賴平臺的人,往往面臨著被割韭菜的命運,生活并不會因為你加入平臺而得到根本改善。

時代周報:有觀點認為,國內短視頻巨頭也正在內卷化?

孫萍:從惡性競爭角度來講,確實是內卷化了。

除了巨型商業平臺,往小一點說,勞動者的勞動狀況也存在內卷化的表現。前段時間我們調研疫情期間的直播帶貨,發現頭部效應非常明顯。大量的MCN(Multi-Channel Network)公司出現,這些培養網紅的中介機構積攢了大量的主播勞力,相當于押寶,押中了就能掙大錢。目前我國的MCN機構已經達到了2萬+,大量公司已經是僵尸殼,但依舊在不停地融資、擴招、簽合同。這些網紅也沒有簽勞務合同,收入比滴滴司機和外賣員還不穩定。

時代周報:國家監管層面是否有出臺措施對平臺進行監管,以保障勞動者的權益?

孫萍:7月15日,國家發改委等13部門公布了《關于支持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激活消費市場帶動擴大就業的意見》,提出強化靈活勞動就業權益保障,探索多點執業。完善靈活就業人員勞動權益保護、保費繳納、薪酬等政策制度,明確平臺企業在勞動者權益保障方面的相應責任,保障勞動者的基本報酬權、休息權和職業安全,明確參與各方的權利義務關系。

陳玉潔:去年國務院也發過文,雖然不是直接提出監管,但也釋放了監管信號,保障靈活就業人員的權益,界定他們跟雇主之間的義務。未來允許勞動者實現跨平臺的攜帶性和累積性,比如外賣員可以在多平臺兼職,積累工資,社會保障可以采用百分比形式,每個平臺分攤。國家監管的聲音出現,是一個好的發展方向。

“多給幾分鐘”是權宜之計

時代周報:如何看待有外賣平臺提出的“多給5分鐘”?

孫萍:多給幾分鐘的邏輯說不通。平臺把決定權交給消費者的同時,也把責任甩鍋給了消費者;同時,整個算法體系本身就是以消費者為導向的,現在不進行權益再平衡,又給消費者加碼,相當于繼續加劇利益分配的不平等。無論5分鐘還是8分鐘,都是權宜之計,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平臺內卷化的問題。但是,系統多給幾分鐘,傳達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算法體系本身是可以更改的,而且能作出一定的讓渡。 

時代周報:突破內卷化的關鍵在什么地方?

孫萍:關鍵有三:

首先,要在社會和機構層面建立一套算法協商機制。目前平臺是規則制定者,計算機科學家、程序員、架構師是平臺規則的執行者。頂層架構如果不改變,平臺算法的展現一直會是利益導向的,追求效益最大化,也會存在偏見。但如果把視野拉長,以外賣平臺為例,讓勞動者、消費者、社會組織、商家、政府和社會科學家以及無數在這個鏈條里看不見、但默默工作的人參與到算法的構建里,讓他們的聲音被聽到,效果會好得多。

其次,要在政府、工會的協助下,建立對話的體制機制,讓工人、外賣員、商家、消費者的聲音能夠被聽見。

最后,要引發社會情感總體上的共鳴,從社會情感角度去松動算法,讓大家意識到寬容、包容的發展是可以實現的。

陳玉潔:我認為可以延展開來講的有兩點:第一,在實際操作上,倡導設計者走入勞動過程中?,F在社會高度專業化,科技發展給人們帶來了很多便利,但同時也掩蓋了背后的邏輯,讓我們將很多事看作理所當然,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尤其會忽略,我的生活依賴其他人的勞動這個事實。

跟算法的設計者聊天,你就會發現,他們在描述,比方說整個外賣過程的時候,經常說,我們要建立一個交易閉環、改善場景、局部優化或全局優化體系, 而這其中人是一種抽象的存在。當然不苛求他們天天投入勞動過程中,哪怕隔三差五體驗1小時,感受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和聯系,或許他們再回到高樓里做設計的時候,會考慮到多方實際情況,設計得更加靈活和包容。

第二,高校的力量不可忽略。在教育和培養這些制定算法的人的時候,要擴展專業素養,容納人文關懷,帶來內生式的改變。換句話說,突破學科壁壘,促進交融,讓程序員在做設計的時候意識到,你做出來的東西,不僅僅要對公司負責,為公司帶來利益,還應該具備一定的社會價值取向。

誰困在囚籠里?

時代周報:平臺算法的制定,要傾聽弱者的聲音。但整個內卷化的態勢,從根本上是拋棄弱者的。這兩者會不會產生一種無法解決的矛盾? 

孫萍:唯一性是大家最喜歡追問的一個點,但恰恰有時候社會的發展并不遵循唯一性原則。算法的發展過程分很多階段,包括人機交互、人機融合、深度態勢感知等階段。而我們現階段對于算法的認知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當下技術的發展階段。 

現階段我們將技術和人放在兩個不一樣的對立端來看,但如果將來人和技術融為一體的了,這個問題可能就會演變成其他新的問題,到時我們的思考角度又會改變。從特別長的歷史視角來講,人和技術的關系存在“玄之又玄”的互構性。

時代周報:在算法中加入社會情感總體的共鳴,會不會影響算法的客觀公正? 

陳玉潔:現在暴露出來的一些問題,要用發展的眼光來看,未來可能會隨著整個社會認知,包括情感和科技的發展而出現改變。通常情況下,我們都認為機器和科技都是非常冰冷的,是一種去情感化的存在,比人主觀價值判斷計算出來的結果更客觀,進而呈現出一種對立。將來算法可能會不再是一個閉環,而是一個開環,會增加情感因素。

科技以及人與科技之間的關系,包括人與科技之間的關系嵌入到社會中去時,社會到底要怎么發展?什么是客觀公正的?這是一個最宏大的主題,涉及如何定義科技的價值?,F在認為大型科技公司一旦上市,公司的成功就是創新能力的體現。但是頂級科技公司的發展也需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這是一種公共性。一旦把這種公共性納入到公正的定義里,不管是公司的發展還是算法的設計,都會呈現出不一樣的狀態。

孫萍:情感的不確定性如何影響后果,一時難以回答。在當下的發展階段,我們依舊覺得人和技術不一樣。技術最終的標準是正確地做事,但人衡量自我的標準是做正確的事。在未來的技術發展中,我們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把公平、公正、價值正確等納入到技術的考量中去,決定了情感成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響算法的發展。 

時代周報:在中國,內卷化已經跨學科了。在職場,996是內卷化的表現方式;在教育領域,內卷化催生了“小鎮做題家”。從根本上來說,內卷化是否能夠推動社會進步? 

孫萍:內卷化跟發展性和進化相對立,進化一般比較積極,不斷消化和克服困難,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赡苡袝r候倒退一下,但依舊在往前走。內卷化如果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講,其實是一個停滯不前的狀態。這種衰落當然現在只是局部性的,不是全體性的,因為在當下的發展階段,平臺經濟有的部分在持續擴張,有的部分在不斷收縮。

每個領域的內卷化會呈現出不一樣的特征。算法和技術將來極有可能變成一種內卷化的存在。人從猩猩進化成人,未來人有可能會變回“猩猩”。但變回的過程不能說是倒退,而是說人可能會變成“變形金剛”那樣的存在,我們生物化的碳基因基礎沒有了,機械和肉身進行了融合,并重構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生物體。而當數字化成為我們神經、肉身的一部分,人和系統也就結成了一張網絡,那么,誰困在囚籠里,也就變得更加難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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